王书题，1950年出生于河北，随父支援西北迁居陕西；18岁响应上山下乡号召，在凤县深山扎根十八载。从知青到国家干部，再到三线企业政工骨干，她的人生跌宕而坚韧，一如山野间的山丹花，于贫瘠处顽强绽放。
晚年，王书题执笔记事，写下百余篇回忆文章，把知青岁月、基层生涯与时代变迁凝于笔端。从牛圈里的知青，到书写时代的老者，她以文字守护“山丹花开马岭关”的集体记忆。“我就是觉得，那些事不写下来，就没有了。”她说。
下乡岁月：牛圈里的青春与磨砺
王书题的童年藏着一段难言的缺憾，因旧时迷信之言，直到5岁才回到原生家庭，却始终未得父母亲近。
1953年，父亲支援大西北，一家人随之迁往陕西西安。“我小时候是被给出去的，直到5岁后才到了西安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着，却让人听出隐隐的埋怨。早年的分离，让她比同龄人更早体会到生活的不稳定。
回到父母身边后，王书题和家人定居西安灞桥建材厂，她在子弟学校读书。13岁，她进入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读初中，自此住校离家，早早学会独立谋生。真正改写她人生轨迹的，是1968年那场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
1968年11月7日，18岁的王书题作为西安三十四中首批知青，奔赴陕西凤县双石铺马家山生产队。这个日子，她记了一辈子。西安市建材厂大喇叭循环播送着鼓励与赞誉，敲锣打鼓的队伍将她送至西安火车站。母亲陪她在东大街吃了一碗热乎的羊肉水饺，算是离别饯行。
“那时候山里已经很冷了，早晨全是霜。”王书题回忆。抵达生产队，迎接他们的，并不是预想中的知青点，而是一间刚腾出来的牛圈。土墙阴湿，地上只铺着一层麦草，12名女知青挤在一间屋子里，连翻身都困难。
这是王书题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“吃苦”。白天，她和同伴们要在结霜的山坡上收苞谷、割黄豆；要背着沉重的背篓，把粮食一点点从山上背下来；没有现成的床，就自己上山砍木头做，结果木头一坐就断，最后还是村民帮忙，用棺材板给她们搭起了简易床铺。
据王书题讲述，深山生活，苦在日常：没有电灯，靠手电与煤油灯照明；没有自来水，要到远处山洼挑水，一路摇摇晃晃；如厕只能在山野间以玉米秆围圈、架板为厕，黑暗中步步惊心。一日三餐大多是红薯苞谷糁或高粱，几乎没有油水。“最难受的不是吃不饱，是一点油都没有。”王书题说，长期缺油，加上粗粮为主，身体常常不适，但大家只能慢慢适应。
即便条件苦寒，二十多名知青仍彼此照应，轮流做饭、结伴劳作，闲时说笑唱歌。这种苦中作乐的状态，成为那个年代知青群体的共同记忆。
“稀里糊涂”提干：从山顶到县委机关
在马家山山顶住了半年，王书题迎来人生第一次转机。公社组织文艺汇演，有过学校宣传队经历的她被选中，调至山脚下的草店村。这里紧邻公路、依傍嘉陵江，更有三线企业进驻，通电通水，生活条件与山顶相比已是“天壤之别”。
“到了草店村，才第一次用上电灯，还有自来水，生活便利多了。”王书题说，她在这里一待就是一年多。也正是在这里，她第一次被“看见”。
1970年秋，县里启动知青招工，王书题顺利通过航天系统工厂的政审体检，眼看就要走出大山，招工却突然暂停。就在她以为机会流失之际，一次偶然的发言，让她被县里干部注意。
当时，县里召开会议整顿基层班子。她被任命为大队妇女主任，并作为代表参加相关会议。在一次
发言中，她的表现引起了下乡干部的注意。
几天后，一位县里的干部专程来到生产队，问她：“给你换个单位，行不行？”她甚至没来得及多想，就答应了。两三天后，她被送到县城，直接到县委报到。“就这么稀里糊涂进了县委，我到现在都觉得有点像做梦。”她笑着说。
10年基层：在最艰苦的地方扎根
最初，王书题被安排在县委从事资料整理等基础工作。一个多月后，她才逐渐明白，这次调动并非普通分配，而是被“提干”——成为一名国家干部。
身份的变化来得突然，王书题甚至来不及细想，便又被组织安排回到基层，成为驻扎马岭关的公社干部。从县委机关到深山公社，她的人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次急转弯。这一干，便是十年。
“那是一场猝不及防的转身，人一下子就被放进了最艰苦的地方。”王书题回忆，同学们陆续招工进厂、入校、进铁路，她却被派往条件更艰苦的马岭关，开启比知青岁月更艰苦的基层历练。
马岭关，地处群山深处，这里不足十户人家，分散在山洼之间。土地贫瘠、坡陡石多，几乎无水可引，村民常年靠救济粮维持生活。
王书题带着简单的行李——被褥、脸盆和洗漱用品，只身进驻马岭关。她一个20岁出头的姑娘，白天跟着下地劳作，农户吃什么，她就吃什么，开始真正意义上的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。喝的是带着泥沙的水，住的是潮湿低矮的山洞大炕；夜晚只有煤油灯的微光，四周漆黑，风吹树响，常常让人心生恐惧。
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，王书题一度无所适从。“刚开始时，连和人说话都会紧张，更别说做群众工作。”她坦言。如何赢得村民信任？如何完成任务？这些问题一度让初来乍到的她无从下手。
一个深夜，村民老杨的妻子难产，孩子脚先露出，随时可能危及母子性命。王书题一边组织人手准备担架，一边挨家求援。山路陡滑，她几次险些跌倒。因交通闭塞无法及时送医，多亏村民尹妈妈就地接生，母子方得平安。那一夜，她真切读懂：这里的穷，不只是衣食住行的匮乏，更是医疗短缺、观念落后、资源匮乏的生存困境。“基层”二字的重量，从此刻进她心里。
村民的淳朴，一点点焐热了她。有人悄悄留肉，有人偷偷塞鸡蛋，有人怕她受寒，递来捆腰挡风的绳子。她从局促不安到融入乡土，从被观望到被信任、被需要。“那种被需要的感觉，很不一样。”她说。马岭关的岁月，磨人亦塑造人，让她从青涩学生，蜕变为坚韧担当的基层干部。也是在此期间，她从按要求记录户情，到主动写下所见所感，工作日记成了习惯，写作的种子，就此埋下。
在秦岭深山凤县双石铺乡的岁月一晃就是十年。从最初的驻队干部，到后来担任公社副社长，王书题在基层一线一步步成长：带队伍、建组织、跑山路，年年被评为先进。等她回过神来，已经年近三十，从一脸稚气、懵懂无知的学生，蜕变为扎根乡土、躬身劳作的知青，再成长为独当一面、为民办事的乡村干部。
三线记忆：“一个时代结束了”
1980年，30岁的王书题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转折。这一年，她离开工作多年的公社，被调往爱人所在的三线企业——红星化工厂。
王书题的婚姻，同样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。“都是知青，介绍认识的。”她回忆，1974年相识，1975年初结婚，那时没有太多浪漫，也没有复杂的过程。她的爱人在红星化工厂工作，是为航天工业配套的化工企业。
进入工厂后，王书题先后到厂计划生育办、团委、组织部工作。初到工厂，她曾遭遇身份认可的难题：县上任命的干部身份不被承认，须通过全省文化课考试方能保留岗位。她一度想放弃：“不考了，当工人算了。”
可现实更严峻——档案无工人履历，连转工人都无资格。在组织部长多次劝说下，她硬着头皮备考，当时距离考试仅剩五天。那五天，成为她人生中最紧张的一段时间。没有系统资料，也没有完整复习条件，同事们自发为她送来书籍、资料和学习笔记。“就是临阵磨枪，幸运的是一次通过，保住了干部身份。”她说。
1983年，王书题停职带薪进入宝鸡师范学院中文系深造，两年后完成学业。这段经历，不仅弥补了她的文化短板，也让她在组织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。1986年毕业后，她随工厂整体搬迁至渭南。那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，三线企业也在调整之中，工厂搬迁后一度停产。
在这段动荡期，王书题一度选择“停薪留职”，短暂投身商海。她奔走于成都、昆明等地，为企业调运紧缺物资——冰箱、洗衣机、白糖。“有一次从云南运回一车白糖，缓解了宝鸡市场的供应紧张。”她说。
这段短暂的经商经历，让王书题见识到另一种社会运行方式，但最终，她还是回到了体制内。回厂后，她先后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、厂纪委副书记、妇女主任等职务，逐渐成为企业管理骨干。面对企业效益下滑，她还带领女工尝试发展副业——办服装厂、开商店、组织生产自救。“那时候就是想办法活下来。”她说。
尽管努力不断，但在市场化浪潮冲击下，企业经营日益艰难。2000年，年满50岁的王书题办理退休。此后不久，这家承载着三线记忆的工厂，最终走向破产重组。“一个时代结束了。”她感慨。
退休生活：QQ空间记录知青岁月
退休后的最初几年，王书题的生活重心回归家庭——帮女儿照看外孙，转折出现在学习电脑之后。最初，她只是通过QQ空间练习打字，记录人生经历。
“最开始就是练打字。”王书题笑着说，她把记忆中的点滴写成文字，发布在QQ空间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写下一篇关于马岭关的回忆文章，被朋友转发后迅速引发共鸣，在凤县和甘肃一带引起强烈反响，许多当年的老乡、知青纷纷联系她，诉说共同记忆。她才明白：那些岁月不只是她一人的过往，更是一代人的时代印记。这也成为她写作的起点。
从此，王书题系统性提笔写作：写知青岁月的苦与乐，写农村鲜活的人与事，写三线企业的兴与衰，写山洪抢险的惊心动魄，写自己的人生沉浮，写老年知青的夕阳生活，写山河游记……百余篇纪实与回忆，涵盖知青生活、基层工作、家庭故事、旅行见闻，多篇获奖、刊发并被地方档案机构收藏：一篇获情感杂志征文一等奖，一篇摘得第二届“中国知青作家杯”纪实文学一等奖。
王书题以山丹花自喻：生于山野阴坡，无人栽培、不事张扬，却能在贫瘠中扎根绽放，再艰苦的环境也能顽强生长。“我这一生，没有顺风顺水，却始终在向上生长。”从知青到公社干部，从山顶到机关，从初中生到政工师，从沉默的亲历者到执笔的记录者，她把一生长成了山丹花的模样。
如今，王书题正将文字整理成书，定名《山丹花开马岭关》。采访尾声，她告诉记者：“我写这些，不是为了出名，我就是觉得，那些事不写下来，就没有了。”这些话，道出了她坚持写作的初衷。
人生没有白走的路。从马岭关的山洞炕头，到公社干部，再到三线企业管理者，直至退休后的记录者——王书题的人生，正如她笔下的山丹花，在时代的风雨中，静静生长，却始终不曾凋零。
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袁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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